1923年9月2日下午一时，一列来自西伯利亚方向的火车缓缓驶入莫斯科车站。车门打开合肥股票配资，三十六岁的蒋介石走下火车，踏上这片他向往已久的土地。
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风吹到中国也才几年，对正值而立之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吸引，后来还在日记中专门写道：
“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
孙中山当时也意识到蒋介石“有志西图”，所以在当年组建考察团的时候，特意把蒋介石的名字加进去。
在共产党人张太雷、国民党人沈定一和王登云。蒋介石脸上洋溢着兴奋，他确信自己此行将为国民革命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
可短短三个多月后，当代表团踏上归途时，蒋介石的心境已与来时判若两人。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求人不如求己”。
“各国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什么朋友啊、盟友啊，都靠不住。”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满怀憧憬的访苏团长，最终败兴而归？
满怀憧憬，西行求经
毫无疑问的是，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的一面旗帜。
孙中山先生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绝对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可问题是，革命并没有获得圆满的成功，革命胜利果实不久即为袁世凯窃取。
当时，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推翻，而革命党内部力量过于涣散，无法承担历史使命。
孙中山先生也为此进行了一番努力。
1914年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把原来同盟会改组成的松散的国民党，组成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加入的党员宣誓效忠自己，他认为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内纪律松弛、人心涣散，希望通过“党魁集权制”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确保命令畅通 。
不过，孙中山先生虽然在国内声望极高，但手中却无钱无权无兵，而南北军阀又都只为各自私利，护国运动虽然推翻了袁世凯复辟，可两次护法运动失利，也让孙中山意识到，必须要建立一支全新的革命队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让孙中山先生看到了希望。
当时的蒋介石，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此后数年，他密切关注俄国局势，把俄国革命视为“一个新纪元”，甚至还说：
“如果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
1920年至1923年间，蒋介石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包括《杜威讲演集》《马克思经济学说》《共产党宣言》等。在他的日记里，多处对政客、武人、官僚、商人用了“可恶”这样的字眼，对俄国革命表达过“企仰靡已”的敬意，对苏俄红军也流露出效法之意。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叛军对峙五十多天。这件事让孙中山痛感必须拥有自己直接掌控的武装力量。
同年8月，孙中山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经过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多次商谈，组建赴苏考察团被提上日程。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即主动请缨。1923年7月13日，他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言辞恳切：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上海与马林、张继、汪精卫等人商定了代表团组成方案：蒋介石为首席代表，其他三人是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沈定一和王登云。
孙中山分别给列宁、托洛茨基等苏联领导人写信，说明蒋介石是他的参谋长，是可以信赖的代表。
1923年8月16日，上海码头人声鼎沸，“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登上日本轮船“神田丸”启程赴苏。途经大连换乘火车，25日抵达满洲里边界，换车进入苏联境内，经过九天的颠簸，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给考察团的待遇颇高，由于列宁因病未能接见，代表团先后会晤了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等苏联核心领导人。
加里宁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他在日记中称加里宁“非常慈祥，像一个中国的老农”。
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方面带着考察团参观了步兵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军事院校，以及工厂、农庄、博物馆。
此时距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也不过就过了五六年时间，可俄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蒋介石过去从来也没有的体验。
蒋介石在彼得格勒试乘飞机，对苏联红军的实力有了一个直观的体会，后来他在日记中还写道：
“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发，非我国之窳（yu）败也”
11月7日苏联国庆日，蒋介石作为远方嘉宾登上观礼台，观看了莫斯科红场的大阅兵。25日，他应邀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见到了季诺维也夫和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
不过出奇的是，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急转直下。
维经斯基先后五次接见蒋介石，据说曾动员他加入共产党，蒋介石当场拒绝，理由是“事关重大，我要请示孙中山先生”。
计划受挫，观念生变
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初入苏联，还是满怀着憧憬和热情的。
9月16日，蒋介石第一次参观苏联军队第144步兵团。他品尝了战士们的膳食，仔细观看营房中的一切，向官兵发表讲话时“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蒋介石在讲话中声称“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其秘密就在于“与人民的团结一致”。他还说：
“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和他们决战。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不过蒋介石在参观苏军144团之前，是打算穿着军装去的，可是苏联方面为了保密起见，还是礼貌的建议他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装。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只是蒋介石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蒋介石率领考察团赴苏联，不光是只为了考察的，而是肩负了一项核心任务。
9月13日，蒋介石把反映国民党军事计划的《代表团意见书》提交到共产国际，并兴致勃勃的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克梁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讲述了其中要点：
“国民党决定避开华南外国人盘踞的两大基地上海和香港，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西北。在库伦迤难靠近中蒙、中俄边界处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孙中山的行军，兵源便是这一带中国境内外的华人。待时机成熟便从西北进军、攻打北京。”
这个计划早在1918年就开始由孙中山酝酿“西北军事计划”。
代表团一行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当时蒋介石在苏联期间，还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国民党代表关系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并旗帜鲜明的宣称：
“国民革命将具有世界性质，因为中国也要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中俄两国应当在这场斗争中携手合作。”
在蒋介石看来“世界革命”这几个字对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而言，应该是极具吸引力的。
可万万没想到的事，这份意见书提交后，近两个月时间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蒋介石感到被完全藐视了。有材料记载，他一度“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蒋介石甚至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直到11月，苏联方面才给出正式答复，苏联方面拒绝了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买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国民党在以后几年的“惟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蒙古人害怕中国人，为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国民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外蒙有军事行动。”
这个拒绝让蒋介石怒不可遏。他敏锐地意识到，苏联的真实意图远不止于此。
苏联方面之所以对考察团的计划不感冒，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正忙于另外一个宏伟计划——建立“欧洲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
俄国虽然是地跨欧亚，75%的领土都是在亚洲，国家的人口大多数也都是集中在东欧，但七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重心始终是在欧洲的，时至今日，俄罗斯也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欧洲国家。
就在蒋介石考察苏联的时候，欧洲同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早在191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老家德国，共产党人欧根·列威纳就效仿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引起了欧洲剧烈震动。
列宁、季诺维也夫听说此事后，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1920年到1922年之间腾飞。
然而事实就是，这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只存在了23天就宣告失败，四万多名红军以及6000多工人先后被害。
1923年1月，德国因为战争赔偿问题与法国、比利时出现了争执，后来两国出兵侵占了德国鲁尔地区，德国社会更加动荡，德国共产党人于1923年7月11日发表《告全党书》，表示要号召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
共产国际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因此蒋介石提交这份报告的时候，共产国际正准备为德国的“十月革命”紧锣密鼓的筹备。
托洛茨基后来致函斯大林，说要到欧洲形势明朗以后，再议蒋介石的《代表团意见书》。
不过，令共产国际也没想到的是，德国的形式很快就稳定下来，德共没能煽动工人大罢工，预想中的“欧洲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11月以后，共产国际才对蒋的《代表团意见书》进行了讨论，然后苏联方面仅用10天功夫，就完成了考虑，明确拒绝了考察团的提案。
回国决裂，终成仇雠
就这份《代表团意见书》，个人认为苏联方面给出来的建议还是比较中肯的。
苏联方面并没有直接拒绝国民党所提出的军事方案，只是强调了必须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问题。这也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
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都为地方军阀所有，没有一支可以用于革命，所以苏联方面认为，国民党方面在未来几年应该加强政治宣传，这样才有可能出现人民热烈支持革命军的想法。
事实上，从大革命时期整体情况来看，苏联方面说的不无道理，在大革命巅峰时期，全国的热血青年无论南北，均积极投身广州，参加革命军，1926年革命军北伐，沿途都受到群众拥护，叶挺的独立团出发时不过2000多人，到湖北武昌时，人数已经5000出头。
不过，当时的蒋介石显然没有看清这一点，而且自始至终他也没明白这一点。
除此以外，还有两点是让蒋介石对苏联失望的根本原因。
首先，苏联对外蒙古地区有企图，始终致力于外蒙古脱离中国，他们不愿让国民党在临近其边境的外蒙古建军，实质是不想放弃对外蒙古的控制。
蒋介石由此认定，这是俄国人企图控制蒙古、侵略中国的表现。
事实上，自1921年红军为追剿沙俄白卫军进占库伦后，苏军即长期不肯撤兵。蒋介石要求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自然不可能被苏联接受，苏联嘴上说支持中国革命，实际上把外蒙古当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次共产国际的态度也让蒋介石深感不安。
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蒋介石不断听到俄国人向外国的共产党呼吁“跟我们走，照俄国的样子做”。这让蒋介石意识到，苏俄不会全力帮助国民党，反而必欲扶植中国共产党，这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的正统地位。
在一次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中，蒋介石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佩，随行的张太雷当场指责他“有崇拜个人之弊”。蒋介石认为张太雷等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对国民党前途深感担忧。
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蒋介石也开始产生强烈的反感。
32年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其中提到：
“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1923年11月27日，考察团临回国前与托洛茨基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托洛茨基表示：“在目前各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态势下……”虽然措辞含糊，但苏联最终同意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开办军事学校。这算是此次访苏为数不多的实质性成果——后来黄埔军校的建立，与这次会谈不无关系。
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率团离开莫斯科，踏上归途。
回国后，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又在1924年3月14日致函廖仲恺，全面表达了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
“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兴趣也。”
对于某些留俄的中共党员，蒋介石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称他们“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的情绪，“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甚至说这些人“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矣”。
蒋介石进而认为：
“俄党对于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言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
当时，孙中山正全力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蒋介石的反对并不认同。据说孙中山曾批评蒋介石“顾虑过头了”。蒋介石虽然暂时不再公开反对，但他对苏联的戒心已经深深种下。
不过，蒋介石很快发现，联俄联共的好处源源不断地来了。在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校于1924年成立，蒋介石出任校长。
短短五个月后，黄埔军校就发展了一支三千人的“党军”，蒋介石从此拥有了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这段时间，蒋介石的思想言论也越来越“苏俄化”，甚至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然而，这种表面的“苏俄化”有着明确的政治前提是国民党必须是正统。
一旦这个前提受到挑战，他的联俄联共就会走向反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于1956年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书中他把苏联写成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将国共战争放入世界革命与冷战冲突的框架中。
历史研究者杨天石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指出，苏联拒绝国民党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是促使蒋介石对苏联失望、反感的重要起点。
当蒋介石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时合肥股票配资，他看到的不仅是革命的热情，还有大国利益背后冰冷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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